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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投票者之謎

問友人今年是否去投票,固然有響應呼籲周日去投票的,但也有不感興趣的,而其中不乏大學時讀政治的,按理對投票有認識,反應不該如此冷淡。不打算投票的自有本身理由,但普遍回應是今屆競選無甚特別,候選人面目模糊,亦無特別需要表態的議題,不像往年一面倒地要誓死保衛。

直接與選舉有關的主要問題沒有焦點,反而旁邊的民意調查卻成為全城熱話。多日來的發展,各方面為本身利益說話,為了勝利不擇手段,而最初說堅持的現在立場一改再改,令人搖頭。誰是誰非不容易一下子說清,只知道,多了這些,本來已經冷感的人,更不想去投票,而很不幸地,這些爭拗令選民更有藉口去把不投票的行為合理代,振振有詞地說這是理性不過的。

投票問題上,何謂理性?經濟學家 Bryan Caplan 在其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有詳細分析。

理性與大數法則

一直以來,經濟學假設人類是理性的,並以此解釋人類行為,包括投票行為。在政治投票上,除非在那麼罕有的關鍵一票上,否則,任何一個投票者多花精神時間去了解政治議題或去投票,邊際得益近乎零,一個自私而理性的個人選擇應該是保持無知。這一點有趣的地方是,即使投票者最終可能投錯了票,選出不好的政策,其選擇也是合乎理性的。

說到這裏,不投票者的行為似乎得到合理化。更不幸的是,主流經濟學再奉送一個大數法則,理論是這樣的:就算選民真是無知,基於統計的大數法則,可能也是無傷大雅的,因為在適當條件下,個別量度誤差是互相獨立隨機的,故此必然互相抵銷。舉個例子說明,若只有極少數(例如百分之一)選民是真有所知的,其他百分九十九都是無知者,也沒相干。九成九選民的隨機投票結果互相抵銷掉,剩下來的百分之一才是關鍵,極少數人的選擇才會左右大局,造成大多數票。結果是,大部分人無知其實沒有問題,大家亦無必要去特別討好所謂一般選民,只要得到真正有知者首肯便可。換言之,選民大可以安心去投票,即使他們完全不知道投什麼,又或者他們心裏清楚知道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因為最後影響選情的,始終是掌握真相的人。

基於此,假如信奉主流經濟學的理性選擇進路,以及幾十年來大行其道的所謂公共選擇學派及理性預期學派等,則大家只有一個結論:反正亂投也一樣,對於任何個人來說,不投票是理性的。

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本書作者跟其他經濟學者有重大分別。他指出,上述這個透過總和而得出的奇蹟,實際上有一個必需條件,就是在投票者身上不存在所謂系統性誤差。不幸地,若有這些系統性誤差,隨機的結果是最終選出了對整體社會有害的政策,而且投票者愈是從希望社會好的大公無私觀點處著眼去選擇如何投票,所造成的傷害愈大,因為他們是基於偏見做決定。

民調研究成關鍵

系統性誤差明顯存在,只是經濟學家不願客觀地公開承認而已。他們不正視,是因為經濟學整個方法學基礎正是人類理性的假設,不依此建立的模型,不易為同行接受。但隨著近年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跨科際合作,加上心理學家近年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門戶之見應該在客觀真理面前放開。

說起來,正是今次成為大家談論對象的民意調查造就作者的研究。一般來說,經濟學家對社會科學普遍採用的民意調查甚有保留,皆因數據不夠嚴謹,設問題的方式容易誤導。不過,不能因此而放棄做得好的這類研究。作者根據美國的心理學和民意調查等統計資料,指出投票者對於經濟民生問題的認識不多,故此才有不理性的投票結果,故實不能反過來說不去投票或胡亂投票才是理性。

他指出,一般以為,選民投票支持哪些政策,是基於自利計算下,知道這些政策對其個人物質利益如何。但作者認為,人除了重視其物質利益,面對政治議題時,亦會重視其個人信念。是的,人是有所謂信念的,而對於這些信念,他們有既定偏好。有偏好,再加上滿足這些偏好的代價,就變成讀過經濟學都知道的需求曲線,只不過這條需求曲線是講滿足上述偏好而已。

需求定律人人聽過,就是假設其他因素不變,代價愈低,需求量愈大。在投票行為上,個人的決定最終由社會整體來承擔,即所謂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脫節。即使是最終會大大影響整體社會福祉的政策,在其物質利益方面有損,但這樣的代價於其個人來說微乎其微,只要符合其個人信念,即對其信念利益方面大為有益。明顯地,在這樣情況下,人便有誘因去大量滿足其個人信念。

滿足信念的供求者

既然有需求,也就自然有供應,所有政客或公僕或傳媒或說客,甚至是今次事件的主角民意調查機構,不幸地都是滿足不理性的心理信念的供應者!正因如此,作者便大膽提出,重點是要大力讓人知道真相,並以真相作為信念。供應者有心說錯,但錯而說得清楚,結果誤導選民。因此,知道真相者更應本著所知,清楚地說出真相!

說到這裏,讓我們回歸現實世界的應用了。民調正好是用來為大眾提供資訊和真相的一個手段,也因此容易成為上述滿足信念需求的供應者的兵家必爭之地。若要透過民主選舉去爭取對整體來說是最適合的社會政策,真正重要的不是推說選民總是理性的,而是各方各面的專家,對事情真相有所知者,誠實說出來,讓真相內化成為選民的信念。既不應禁止言說,更不應任由信念供應者刻意搞亂!正如任何競爭制度,關鍵不應是勝負誰屬,而是遊戲規則是否公平,是否說得清楚,是否有力執行。自由社會的資訊流通,要管本已不該,拿了權力卻又管不好,卻是最不該。明乎此,結論很清楚。

麥稻

(原文刊於2008年9月6日信報文化版,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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