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稻筆耕 Mark To Online

每年一度大遊行，焦點是人數，一如既往，主辦單位跟官方統計，相去甚遠，專家解讀是否有理難說得很，無從考證，不能被事實推翻，怎也配不上科學一詞。倒不要糾纏於真實人數差距的分別，反正利益當前，各執一詞不足為奇，取諸中道，算術平均之即可，雖不中亦不遠矣。值得反問的是，即使事後孔明，什麼叫比預期少？是誰的預期？預期數字怎樣得來？全部欠奉。這種貨色倒不罕見，財經評論常有。

人是可錯的

意料之外的是，今人黑天鵝之說大行其道。追溯起來，當然可以說到休謨等哲學家的爭論，但最關鍵人物始終是波普（Karl R. Popper）講否證，令一個反例足以否定一個全稱命題的想法得到舉世重視。

熟悉波普的都知，《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科學發現的邏輯》是成名作，其對柏拉圖、馬克思、佛洛依德的批評正中要害，精彩過癮，只可惜一般人沒有時間精力去讀。自從發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以來，他寫過很多作品，其中部分未出版過的社會政治哲學文章，他1994年逝世後陸續整理，2008年有部分輯錄成書，以英文面世，名為 After The Open Society: Selected Soci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出奇地可以作為一般讀者入門。

波普中心思想只有一點，卻極重要：「人是可錯的。」此說近乎常識，卑之無甚高論，卻是智慧來源。了解自己不足，是古今中外大智者的共同點。老子《道德經》說自知者明；蘇格拉底自認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無知；伏爾泰認為人是容易犯錯的，所以建議大家互相對別人的過錯寬容一點。

說到底，波普哲學各個層面均為其知識論觀點的應用。他認為，人是可以改進的，透過承認本身的不足，有錯即改，可以愈來愈逼近真相，即使最終可能永遠不能把握到真相。換個方式說，他既然認為人是可錯的，當然包括人對世界的了解是可錯的，但這樣說本身就已經預設有真假對錯可言，否則可錯之說便沒有意思。故此，他極力反對相對主義，亦批評威廉詹姆斯所指有用即為真之說，反對實用主義者把科學知識當作純粹工具價值，認為實用主義只是偽裝過的不可知論或懷疑論，從知識是否可能這一點上看，是悲觀主義。

波普對知識的看法是樂觀主義的。由知識論中的可錯性演變出來的，是他的社會政治哲學。對於改進社會和人民生活的企圖，波普的支持是有條件的：不幸是公共政策的問題，快樂則否，他認為，重點應放在消除可避免的痛苦，而非主動協助爭取快樂。他強調，必須避免烏托邦思想大規模進行社會計劃，不應要求個人犧牲來成全一些虛無縹緲的理想國度，相反，應該進行局部的改進，有點像摸著石頭過河，即使錯起來，也可以補救。退一步而言，即使社會主義式計劃真有效率，其極權本質也足以令人反對。

依此看來，有遊行人士投訴政府什麼也做不到，又未能扭轉經濟周期，其實本身已有不合理期望。再者，從減少痛苦而非爭取快樂的觀點看，表態者爭取多分配一點個人利益，雖然無可厚非，但又何須振振有詞？是的，今次遊行集會所見報道畫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人人不單據理力爭，甚至大有真理盡在我手的氣象，哪有一點想過自己也是可錯的？

說遊行，不得不提爭取普選。波普認為，一般人所謂講民主，是古典式的民主，源於希臘雅典城邦的讓人民來統治，人民有權統治。而自從柏拉圖以來，討論這方面問題的人，無不圍繞著究竟誰來當統治者的問題，重點在論證為什麼這些人較適合當統治者。

可是，波普認為，這是從根本上問錯了問題，因為與其爭辯人選的合理性，更有現實意義的民主理念應該是，如何在不流血情況下，把無能或邪惡的統治者換掉。對他來說，人是可錯的，民主制度一樣會出錯。重點不是為什麼誰是正確人選，而是出錯時如何補救。換言之，不要以為選賢與能加入議會或有個民選元首，便可改進生活，誤以為有個民選領導人會等於解決了問題的話，是不理解民主只是眾多試過不行的方法之外稍為可行之法而已。重點是避免過度損失，而非從中得益。投票有其局限性，很多問題不能靠議會解決，對議員期望過高而失望，市民也有一點責任。

寬容不等於沒對錯

話分兩頭，人只是人，犯錯沒有什麼大不了，從知識論引伸到社會政治，重要的還是寬容。波普提出寬容三大原則：一、我可能錯，你可能對；二、坐下來慢慢理性討論，讓大家改過從善；三、理性討論下，大家一同更接近真相。

說過寬容是什麼，他同樣指出寬容不是什麼。他認為，西方自由社會的人習慣了寬容的觀點，但可能太習慣了，沒有細心反省是什麼一回事，甚至過了頭，連帶壓迫性的極權主義觀點也一併忍過來，姑息養奸，歷史上幾許悲劇由此而起。他強調，寬容不等於知識分子之間極為流行的相對主義，以為什麼觀點都可以接受，也一樣可以不接受，沒有好壞對錯可言。他對相對主義的批評無懈可擊，因為，邏輯上，兩個互相矛盾的陳述，可以一真一假，可以兩者皆假，但不可能兩者同真。

對他來說，重點是把話說得清楚，然後盡量找事實進行證偽過程，含混其詞往往只為掩飾內容之空洞貧乏。固然，他的著作不免科學或邏輯的技術細節，但波普強調，要以清楚的語言表達思想，讓別人可以批評之。他最反對別人用華麗詞藻作賣弄，跟其深惡痛絕的黑格爾，有天淵之別。

說起來，遊行日有人嫌議題太多，想擺脫文字障礙，乾脆改以音樂表達，作為另類選擇，本來無可厚非。忽發奇想，歐陸存在主義哲學家馬色爾當日與分析哲學家辯得不高興，別人問他何不有話直說，他反稱若有鋼琴也許可以表達出來。對於遊行人士以音樂表達訴求，波普泉下有知，雖然與分析哲學家有過爭執，相信也有同感！畢竟若撇除文字語言，透過音樂也好，行為藝術也好，別人可怎樣理解？可怎樣批評？沒有共同的討論基礎，沒有對錯，怎改進？

爭取社會公義和自由民主，除了上街喊口號，例如什麼納稅人付錢便應開閘，或什麼民主萬歲，冷靜地想清楚自己爭取的是什麼，理性地討論，怎樣說也起碼同等重要。除非真正弄清概念，否則只是情緒宣洩居多，肯定達不到波普所指理性討論以一起逼近真相的目標。相反，含糊的宣傳口號，正好是野心家和當權者的伎倆，真正爭取民主者，豈可不慎？

退一步而言，當權者希望減少人數上的震撼，不難理解，有心爭取長遠民主前途的，若一味注重人數，最終不難被瓦解。畢竟民主不等於簡單多數人投票那麼簡單，還有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以免出現多數人的暴政，從這個概念看，單憑人數取勝，重要性遠不及民眾對民主自由概念的理解質素。不幸地，電視片段所見，很多受訪者的對答實難令人恭維。

麥稻

(原文刊於2009年7月4日信報文化版，頁31)

Posted on July 4th, 2009 under 書評 • RSS 2.0 feed • Leave a response, or trackback